李一氓与皖南事正规配资平台推荐
李一氓是中共传奇文人。
抗战爆发之际，李一氓受命自延安出发，投身于由南方红军与游击队联合组成的新四军，肩负起秘书长及军法处处长的重任，负责管理军部机密文件与安全保卫事务。在皖南度过的三年时光里，他亲历并深度参与了新四军军部所举行的所有重大活动的决策过程。
在举世瞩目的皖南事变中，他凭借着惊人的机智，成功逃脱并辗转抵达香港。随后，他向延安接连发送了7份电报，详尽地记录了事变的整个过程，并对他个人对皖南事变产生的主客观因素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认识与分析。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所言：“除叶、项、袁、周四位之外，我所了解的详情，无人能出其右。”他的报告为后世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正值皖南事变第七日，亦为石井坑保卫战最为激烈的一天。皖南新四军在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猛烈围剿下，伤亡惨重，东流山等关键制高点接连失守，皖南事变渐近尾声。
夜深人静之际，新四军军长叶挺下达了分头突围的指令。在向延安发出由叶挺亲笔签署的最后一封电报后，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下令将电台设备彻底砸碎，亲眼目睹了机要人员将所有密码本悉数销毁。待他摸黑攀爬上山坡，却发现与军部其他人员已经失去了联系，平日直接领导下的机要人员也都已四散而去。
为安全起见，在一个树林里的茅草丛下，他挖了一个坑，忍痛将一些极其珍贵的重要文档埋了进去，其中包括毛泽东1937年给他的亲笔指示信、1938年叶挺因与项英闹矛盾离开军部时写给他的长信，以及他本人的长征日记。
在皖南事变爆发之际，新四军军部与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不幸陷入国民党军8万精锐的围剿之中。虽然近千人成功分路突围，但绝大多数战士或被俘或英勇牺牲，几乎全军覆没。至1月14日之后，被围圈中仅剩寥寥数名新四军幸存者。李一氓在饥寒交迫中，于数个山沟之间辗转藏匿数日，其间偶有新四军散兵游勇相遇，人数时增时减。然而，由于彼此陌生，且需躲避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搜捕，他们始终未能聚集成群。直至他遇见了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以及两位教导队下属军官，这五人便聚拢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微型团队。
在这般情形下，他们于农历一月上旬潜伏于泾县山区，成功与一位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户建立了联系。日间，他们隐蔽于林中，夜间则悄然前往该农户家共进晚餐。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均已奉令撤回原防。众人商议后认为，继续在山区滞留并非长久之计，还是需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向党中央汇报此次事变的全貌。余立金与钱俊瑞计划从宁波出发，经上海前往苏北，最终抵达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面见刘少奇。李一氓则决定前往桂林，再转道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会面。其余两位教导队下级干部则表达了返回福建原籍的愿望。于是，众人商定先前往太平县，再南下至屯溪，并在屯溪分别，各自踏上前行的路途。
起初，在成功突破封锁线之际，每个人都获得了一笔有限的资金。他们慷慨地拿出50块银元赠予主人，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主人一家不惜冒险提供食物和庇护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则是恳请主人协助购置化装所需之衣物。在农户的热心帮助下，他们成功换上了普通百姓的便服。那些热情的农户还精心为他们准备了道具，例如李一氓肩挑一根竹竿，上面悬挂着一些黄鼠狼等小动物的皮毛，伪装成收购皮毛的商人。钱俊瑞则手持竹篮，里面装有香烛等节日用品。余立金等人也照此办理，各自准备了相应的装扮和台词。一切准备就绪后，主人引领他们前行三四里路，直至送至通往太平县城的山口，随后挥手告别。
依据既定计划，为了确保安全，五人刻意伪装成互不相识的行人，分道而行，彼此相隔约二三百度，以便于前后相互照应。夜间，他们约定在指定地点相聚。这一构想虽美，实则执行起来却宛如空谈。那时，每个人心中都迫切渴望尽早远离这险恶的泾县。于是，一路上步履匆匆，很快便失去了原本的队形。李一氓年纪最为长迈，行进速度较慢，等到次日绕过太平县城，他已然孤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方。
山道蜿蜒曲折，加之李一氓行动不便，不久便在脚上磨出了水泡。行进途中，他两次遭遇正在休整的国民党军队，虽险象环生，却侥幸得以混过。直至第三天傍晚，李一氓才抵达潜口镇。因缺乏通行证，他不敢贸然入住旅馆。在镇外的一间小茅屋中，尽管他谎称是逃兵的川军，店主却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一眼识破了他实为新四军皖南事变中散落的一员。幸而新四军在皖南扎根三年，声誉卓著，店主不仅未揭穿他的身份，反而未加为难。在店主的掩护与协助下，李一氓得以安顿食宿，并高价购得一张通往桂林的通行证。
凭借通行证，李一氓在国统区得以自由通行。店主特意为他雇了一辆前往屯溪的人力车。在离别之际，店主笑着揭示了李一氓的真实身份——新四军的一员。屯溪，作为徽州府的治所，当时尚属后方地带。众多达官贵人纷纷从上海、南京、杭州、芜湖等地避难至此，再加上苏浙皖边各级战时流亡政府机构的聚集，这里呈现出一种扭曲的繁荣景象，被誉为“小上海”。在熙熙攘攘的屯溪街头，李一氓惊喜地遇到了早他一步到达的余立金和钱俊瑞。两人换上了时髦的衣饰，容光焕发，几乎让他认不出。他们匆匆忙忙地告诉李一氓，已经买好了前往宁波再转上海的船票，即刻便要启程。于是，在屯溪的街头，三人紧紧握手，依依惜别。
李一氓受到了那两位的启迪，便在估衣铺添置了一套布棉袍，又购置了一只手提箱，箱中装满了就地采购的茶叶及屯溪盛名的徽墨，将自己装扮成了一位贩卖茶叶的商人。他的行程是经由桂林前往重庆，首站则是从屯溪乘坐汽车至浙江金华，随后转乘火车。恰逢农历除夕，经过询问，得知不仅当日没有前往金华的客车，即便次日大年初一也一车难求。无奈之下，他只得先寻得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将自己封闭在房间内，孤零零地度过了那寒冷而又凄凉的辛巳年春节。
正月初二，李一氓历经周折，终于支付了费用，请旅馆人员协助，在驶往金华的出租车上争取到了一个座位。经过一番辗转，他于2月6日，即临近元宵节之际，抵达了桂林。在火车站口的报摊，李一氓购买了一份带有中共色彩的《救亡日报》，随后叫来一辆人力车，按照报纸上刊登的太平路21号地址，将车夫指引至报社，意图通过报社联系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然而，报社的工作人员告知他，由于皖南事变的爆发，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桂林八办已于1月20日接到命令，撤回重庆。进一步询问后，得知熟人夏衍和范长江也转移到了香港。最终，李一氓与老友孟秋江取得了联系。孟秋江以其神通，设法弄到了一枚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证章。于是，李一氓便以该委员会职员的身份，入住了一家高档的环湖旅馆。
按照既定路线，李一氓计划途径桂林抵达重庆，亲自向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为此，他特地委托孟秋江联络国民党元老、曾任北伐军第四军首任军长、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协助处理交通事宜。然而，李济深鉴于重庆形势的严峻，担心前往那里会有风险，同时得知刘少奇和陈毅已在苏北盐城宣告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他建议李一氓不如前往苏北的新军部，并承诺将尽力将他自广东送至香港，而后转赴苏北。
1941年元宵节过后不久，得益于李济深的牵线搭桥，孟秋江出面引荐，李一氓与同盟会资深成员李章达得以相见。随后，李章达亲自陪同，他们从桂林乘坐火车抵达衡阳，并转乘汽车，于2月17日抵达广东韶关。在韶关停留了一周有余，他们又从韶关北部的乐昌机场搭乘中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了香港。抵达香港后，李一氓立即利用航空公司的电话联系上了老友夏衍，并被安排入住半山饭店。自皖南险境中成功突围，历经皖、浙、赣、湘、桂、粤六省，历经一个多月的惊心动魄，他终于在香港与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9年，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层与周恩来同志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照片中，从后排左至右依次为袁国平、陈毅、周恩来、项英；而前排则自左而右分别是李一氓、粟裕、王集成、邓子恢。
撰写皖南事变七份报告
在皖南事变成功突围之后，李一氓依托中共地下电台的通讯渠道，陆续向延安的党中央提交了关于皖南事变的7份详实报告。这些报告不仅成为后人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关键史料，而且为后人探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在韶关机场等候期间，李章达巧妙地安排了李一氓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的私密会晤，该会晤定于2月24日举行。恰在这会晤数日前，即194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指示，要求将1月15日发布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内容，“一律传达到团级以上干部”。据此，张文彬书记便将中央的这一决定向李一氓进行了传达。
该《决定》尖锐地指出：项英“所领导下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经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决定》告诫全党全军高级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
身处新四军领导岗位的李一氓，面对这等措辞严厉的批评，心中倍感沉痛。经过深思熟虑，他深感有必要就这一《决定》向中央表明立场，于是即刻着手草拟了一份电报。该电报随后经由广东省委，通过韶关的地下电台，发送至延安。此即为“皖南事变报告第一号”。
第一份报告电文篇幅不长，起初是告知中央我们已经“安全抵达广东”，顺利脱险；接着，我们对于中央的《决定》表达了“完全接受并坚决拥护”的立场；最后，我简要地叙述了个人在突围过程中的路线及所遭遇的种种见闻。
在香港，中共驻港代表廖承志与潘汉年详尽聆听了李一氓对皖南事变始末的口述报告。他们随后要求李一氓将事件的详细经过整理成书面报告，并通过电台发送至延安。李一氓对自1月4日部队启程，至1月6日双方交火，直至1月14日战斗落幕的亲身经历进行了细致的回顾。鉴于事件情节纷繁、篇幅较长，他选择将相关内容加以梳理，分批递送，边撰写边发送。同时，他对电报进行了编号，以在韶关发出的电报作为第一号，耗时约一个月，共完成了七份电报的发送。
第二份报告的成文日期定于3月6日，其核心内容是对延安方面来电所提出的疑问作出回应，即皖变失败是否与敌方特务或内部奸细泄露机密有关。李一氓在报告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指出，“我军在行军作战过程中，未曾发布任何书面命令，所有行动路线均以口头形式传达……作战部署的决定是在六日上午的讨论中定下，午后即刻传达，当晚便已付诸实施，知晓此情报者寥寥无几。”此外，他还提到第三战区的联络参谋陈淡如，“在四日黄昏时从泾县返回云岭，（若陈事先知晓我军当日晚间的行动，他绝不可能返回）”，因此，他得出结论：“据我推测，此次失败并非因机密泄露或内奸所导致。”
本报告编号为第三号，成文于三月十八日，主要阐述了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的动摇过程以及我方的撤退情况。1941年1月8日深夜，面对部队突围受阻、战局不利的危急关头，得知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下达了“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的围剿命令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以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四位新四军高级指挥员，未经军长叶挺同意，擅自抛弃部队，悄然离去，仅率少数随从试图从小路逃走，意图保全自身。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在得知此事后，立即向中原局及党中央发出电报，报告“项、袁、周、李不告而行”的情况。然而，他们未能突破包围，于10日不得不各自返回。但此时，中央已发电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限，明确军事指挥由叶挺负责，政治工作则由饶漱石接手。
项英在返回石井坑与叶挺重逢后，内心深感愧疚，不禁潸然泪下。随即，他向延安发送电报，坦白承认“一度临时动摇，试图带领队伍穿插小径突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并表达了“与部队同生共死”的坚定决心。在部队被围困的危急关头，他失去了信心，动摇了意志，擅自离开。这一行为使得项英长期以来在党内和部队中积累的威信几乎丧失殆尽。
“大约晚上10点钟，项英突然派人多次找我，但我都没遇到。当我回到原位后，得知项英曾派人寻找我，便前往他的住处。当时，袁国平和周子昆也在场。项英一手握住我，另一手握住袁国平，周子昆站在他们前面，没有说一句话。我们匆匆向后走，同行者仅有几名卫士。起初，我不明白项英的意图，还以为是要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的行动。但并未见到老叶。走了几十步后，袁国平告诉我他的卫士未能到来，周子昆则自言自语说没有带钱。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项英又要重蹈他三年前的旧路。我立刻追问项英是否叫过老叶，他回答说是叫了但没来。这时，我对项英的行动表示不赞同，并明确表示我不会随他们一同行动。项英反问我怎么办，我回答说我将另寻出路，无论是打游击还是脱离队伍，都要设法救出一些干部，我还计划将军法处、秘书处以及胡立教等人从铜陵、繁昌一带安全送过皖北。项英立刻表示同意，并与我握手，提议把XX也带上，因为他还带着钱。袁国平当时也表示愿意跟我走，但听说今晚形势不明朗，需要等到明天再作决定，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与项英、周子昆一同行动。由于他们只有猎户作为向导，所以我们分道扬镳，他们继续前行。”
针对此次离队事件，李一氓在第三份报告中向中央进行了深刻反省。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提及这段往事，他依旧满怀悔恨。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表述：“我必须承认自己在新四军任职期间犯下的错误，未能妥善协调叶项之间的关系。尤为严重的是，我得知项、袁二人意图离开队伍，不仅未加以劝阻，也未向叶挺将军汇报此事。反而效仿他们，自行招募了几位军队与地方干部一同离队。实际上，我们并未真正脱离包围，不久便被迫返回军部。尽管这一过程极为短暂，从黄昏直至夜半，最多不过十个时辰（此处记忆有所误差，实为从8日夜半至10日中午，共计一天半——作者注），然而，这终究是我一生中深感遗憾的错误。”
本报告编号为第四号，成文于三月二十日。其核心内容涵盖了新四军进行战略转移时，三路纵队的兵力构成与部署，同时详述了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包括七个师的番号及其军事布局。此外，报告还阐述了为何北移部队选择了向南迂回的行进路线。
“是否应先返回与项副军长商讨形势。”研究攻打星潭的会议于7日下午3点在丕岭与星潭之间的百户坑指挥所召开。会上，叶挺主张集中兵力猛攻星潭，然而项英在临战时犹豫不决，犹豫徘徊，会议因此断断续续拖延至深夜10点，竟然持续了长达7个小时。叶挺愤怒地表示：“时间即胜利，我们不容许有任何犹豫，也绝不能缺乏决心。即便我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也将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做出决定，您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执行。”最终，项英决定：放弃攻打星潭，将大部队撤退至丕岭以西。项英的犹豫不决导致了战机的严重错失。在第五号报告中，李一氓对这场决定部队未来走向的关键会议有如此描述：“叶希夷（叶挺的字希夷——编者注）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立即撤退，沿原路返回茂林，再渡过青弋江，攻击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可以考虑向南进发至祁门、景德镇。袁某认为这个方案值得考虑，但项英反对，认为在政治上难以说通。叶挺反驳道，此时生存是第一要务，政治问题其次。然而，最终这一建议被否决……”
第六号报告编制于三月二十二日，详细记载了石井坑防御战的战况。
审视此次战役的失利，固然首要归咎于项的政治决策失误，然而，若仅从军事层面审视，亦暴露出我们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1. 运动启动延迟，若能提前四五日，结果不至于如此狼狈不堪。
2. 对敌人的实力预估过于轻视，而对自己实力的预估则过于乐观，误以为敌方的四十师不堪一击。
3.在地形选择上，将自己置于高山之巅或深谷之中，实则并无实际效用。
4. 战斗准备略显不足，伴随的无关人员众多，携带的物资亦过于繁重。
5. 长途跋涉导致我军行军能力疲弱。敌方每日可行程百里，而我军却仅能走四十里。
6.若运用兵力失当，往往导致兵力分布不均。倘若全军能够集中一路发起攻势，便无需担忧兵力短缺或各部之间出现脱节现象。
7. 缺乏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实战经验。在过去的三年里，战斗多以团为基本作战单位进行。然而，此次六个团协同作战，却鲜见有效的协同配合之迹。
8.往昔子弹供应充足，未加留意节约使用，以致后来虽握有枪械，却弹尽援绝。
9. 参谋长职务不称职，导致周子昆仅能负责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于作战部署与指导则显得力不从心。
10. 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不足。
11. 在战时，各项工作均缺乏周密的规划……基层指导员仅限于进行单纯的鼓动，而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则显得力不从心。
以下是我对此次战役军事失利的个人见解。若中央军委仍有疑问，我将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给予答复。毕竟，除叶、项、袁、周四位之外，我所了解的战事经过远超他人（报告已全部完毕）。我计划于四月十日左右启程，前往上海。
“皖南事变自1941年1月4日起，至1月14日结束，共计11日。我撰写电报是在3月份，与事变相隔不过五六十天，那是我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大事变，故而记忆犹新。若要我现在详尽回忆，以达到电报的详实程度，实属不易。”
李一氓
党内警告
1941年4月中旬，李一氓与潘汉年同行，从香港转道至上海。不久之后，他们便平安抵达了苏北的盐城地区。
当时，为了防范皖南事变中可能被俘后变节投敌的人员混入我军队伍，新四军新军部与华中局共同设立了审查委员会，对每一位成功突围归队的成员进行了细致的审查。在华中局，李一氓依照规定，详细汇报了皖南事变的经过以及个人突围的每日情形。经研究，华中局向中央提出了报告，认为李一氓在部队转移期间擅自离队，系“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了调和立场和自由主义态度”，建议在组织上给予其警告。延安方面复电表示赞同。
“错误是错误，吃蛋糕是吃蛋糕。”随后，他也拿起了一块蛋糕。
原本以为在接受了组织的处分后，此事便告一段落。然而，在1942年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前夕，即2月15日至3月5日，他在苏北阜宁的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的首次扩大会议。在数十位来自各地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面前，李一氓再次被要求在会上对皖南事变的错误进行公开检讨。
此后，李一氓历任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淮海行政公署主任、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大连大学校长等职务。在全国解放之后，他先后担任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然而，在“文革”期间，由于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中余立金案件的影响，以及皖南事变的历史旧账被翻出，李一氓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岗位上无辜地遭受了“专政”，并被关押于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在此期间，他被迫撰写个人一生的详细自传。1973年10月获释后，他得以落实相关政策，随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等要职。在数十年的岁月里，他未曾就皖南事变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
在1981年，正值皖南事变四十周年之际。当年的秋季，李一氓追忆往昔的战友，特地前往南京雨花台的望江矶，对项英烈士进行缅怀。立于墓前，触景生情，他即兴吟咏了一首诗。
秣陵秋染浅丹霜，
独有荒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无奠，
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
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
审视整首诗，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佳作中的翘楚。诗人特意选用“霜”、“荒”、“怨”、“伤”等词汇，营造出一种低回哀婉的基调，其中隐约流露出对项英不幸遭遇的同情与惋惜之情。
李一氓对这首诗情有独钟，于1982年清明时节，特地亲笔抄录此诗，寄往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以作永久保存。李一氓的书法素享盛誉，纪念馆得此墨宝，自是喜出望外。然而，未曾想，这首看似寻常的凭吊战友之作，竟被中共安徽省委的一名热心人士察觉，认为其内容与情调有所不妥，遂上报省委，并以省委名义转呈中央。中央书记处对此事亦给予了关注，并特地与李一氓进行了沟通。李一氓未曾预料到，这样一首普通的小诗竟引发了如此轩然大波，其心中的郁闷之情，自是非同小可。
项英、李一氓、叶挺关系微妙。
谈及项英、李一氓、叶挺三位之间的关系，实属微妙。项英与叶挺之间所存矛盾，在当时的新四军军部并非隐秘之事。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尽管是新四军军长，但因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部队的实际领导权，理所当然地掌握在身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书记的副军长项英手里，这也是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项英来说，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就显得尤为重要。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五四指示”中，除了对新四军发展方向做出具体布置外，最后特地叮嘱项英：“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称叶挺为“同志”深有含义，实际上是提醒项英，不要把叶挺看作外人，而要以“同志”相待。
鉴于叶挺无法出席党的会议及军分会会议，工作诸多不便，且无法及时介入军务处理的决策，1938年6月初，他因公赴武汉之际，便向长江局巧妙地表达了诉求，提议“在新四军内设立一个委员会，以便我们共同研讨并处理所有军政事宜”。经中共中央慎重考虑，为尊重叶挺的合理请求，于6月9日向长江局复电，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并指定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为委员，其中项英担任主任，叶挺则担任副主任。
然而，在项英担任新四军军部职务期间，他并未充分重视与叶挺军长的团结协作。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述，项英对叶挺军长缺乏尊重与信任，未能让其独立负责军事指挥，甚至于在战场上包办指挥，自以为是。叶挺在新四军中遭受了不应有的冷落。起初，他与司令部参谋处同处一室，后来却搬迁至项英的住所。项英起初与叶挺共进小灶，不久却转而前往大食堂用餐，将叶挺孤零零地留在一旁。在这样的背景下，军部其他干部也纷纷有意无意地疏远叶挺。孤独的叶挺，常常手持心爱的相机，在军部驻地四周漫步摄影，以此来缓解内心的苦闷。
叶挺，怀揣满腔热血，毅然担起新四军军长的重任，旨在抵御外侮，施展抱负。然而，现实却让他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制约，另一方面又遭受项英的排挤。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终于在1938年10月，他愤然提出辞职，愤然出走至广东。蒋介石对此向中共明确表态：叶挺已脱离新四军，因此新四军的问题需重新予以解决，需另派他人担任新四军军长之职。
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报告，得知蒋介石企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引起高度重视，迅速致电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同时指示周恩来在与叶挺说话时，“应确定叶之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周恩来敏锐地看出叶项矛盾的症结所在。他在复中央书记处电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意见：“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193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周恩来：同意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意见，同时指出，“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必须“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关系”。
于重庆之地，周恩来一方面与蒋介石进行交涉，坚决反对更换叶挺的职务，另一方面则与叶挺坦诚相待，促膝深入交谈，成功说服了他。周恩来更决意亲自陪同叶挺返回皖南军部。叶挺深受感动，遂撤回了辞职的请求。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与叶挺等一同抵达云岭。在军部，他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有关华中发展的战略，并转达了中央对确认叶挺在新四军地位的决定。周恩来在批评项英时强调：“叶挺同志是一位具备卓越军事才能的高级指挥官，同时也是北伐时期的著名将领。他对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充满热爱，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我们不能因其非党员身份而怀疑他。他留在党内或许不如在党外发挥更大作用，这对党的事业更有益。对于这样一位热爱党的事业的好干部，若不能团结，那还有谁能被团结呢？”
然而，仅仅半年后，叶挺再次宣布辞职的消息便接踵而至。此刻，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已凸显，尤其是在新四军战略方针的问题上，两人观点的分歧日益显著。
（一）立即派遣大量政治工作干部前往江北开展政治准备工作；（二）将弹药、药品等物资优先转移到江北的适宜地点；（三）在江南保留必要的部队外，主力部队应分批次组建游击支队，分别渡江；（四）将主要作战区域设定在津浦铁路以东；（五）指挥机构应秘密迁至江北。
叶挺数月前曾亲赴江北敌后进行实地调研，对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条件有着深刻的认识，深知其远优于皖南。他所提出的建议，甚至比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苏北为切入点，打开华中局面的策略还要早半个月。这无疑体现了英雄们的共鸣。此事充分证明了叶挺具备卓越的战略洞察力和全局掌控能力。
在1955年4月的首次亚非会议上，陈毅与新西兰老友路易·艾黎回忆起皖南的往事时提到：“自新四军整编伊始，内部便矛盾丛生，叶挺军长与项英副军长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我虽对项英怀有敬意，我们私交亦佳，但在军事战略上，我更倾向于支持叶挺。我与他多次在私下和会议上争执，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遗憾的是，项英最终未采纳叶挺和陈毅的正确建议。若当时能积极实施以下五项部署，及时分批将主力与军部转移至江北，皖南事变的发生或许可以避免。
在2010年我赴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的期间，我有幸翻阅了陈诚先生带到台湾的“石叟资料”，其中发现了一本1939年3月编纂的《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经过概况》小册子。在其中的第四部分“人事概况”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人事权归我党掌控，军长叶挺……党派事务则由副军长项英全面负责，据悉，两人关系并不融洽。秘书长李一氓与项英关系尤为亲密，被称作项英的‘灵魂’。”这无疑是从国民党的立场出发所作的评价。即便是国民党也深知叶挺与项英之间的不和，此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李一氓与项英的交情，显然比与叶挺更为深厚，这一事实不容置疑。在皖南事变期间，项英在临阵脱逃时，不仅撇下了叶挺，也舍弃了饶漱石，除了与袁国平、周子昆一同逃离外，他还特地多次派人寻找李一氓，这足以证明两人关系的密切。
从李一氓的视角出发，他观察到叶、项二人之间的矛盾若能公之于众，明明白白地揭露出来，“那便易于处理，可逐一对双方的是非曲直进行评判，秉持全局利益，逐一予以解决。”然而，这场矛盾却如同幽灵般，时隐时现，双方均未直接向我表明立场。当时，我亦未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大性，更无权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调解。矛盾隐约之中，叶挺总想以各种借口离开新四军，选择逃避的方式返回重庆或澳门。同样，项英也暗中企图促成叶挺离开新四军，并协助他实现这一目标。
“我担任缓冲之职正规配资平台推荐，显然是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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